数学的优势在于，它需要精确定义，而且为多样化的领域提供了共同语言，但是它也有局限性。公式与其基本假设，往往夸大了可以从经济理论预测出来的精密度。比起任何实际的经济而言，许多经济理论，更多关乎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经济模型可能成为空中楼阁，结构精巧而一无是处。

当一个经济理论被表达为一个数学公式，就事先假定了它是公正的，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亚当·斯密在出版于 1776 年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引入注目的理论——自由市场理论。通过简化假设，他将自由市场的运作描述为受供给和需求力量驱动的典型市场。在这一 18 世纪的伟大经济模型中，他提出了价格将起到核心作用，因为价格表示了稀缺或盈余，并将达成理想的市场状态。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是，自由市场可以有效调节生产、分配，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的描述中，政府通常如同恶魔，干扰价格信号，扰乱自由市场的均衡机制。

新古典经济学家简单地认为：人的理性行为是一致的、可预测的、可靠的，并且深深植根于人的自身利益。同时他们还认为，人的理性行为假设在经济模式中很普遍，它可以用术语“经济人”来代表，即结合所有这些特性的一种神秘动物。

支持自由市场理论的经济学家更有可能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而且他们的行为是在掌握了完全的信息和客观性的前提下做出的。自由市场理论的怀疑者认为，行为和条件不够完美时，自由市场理论也不太可能完美。凯恩斯的研究起点不是完美市场运作的假设，而是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这一现实，他的理论不受限于“经济人”或者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假设。

有趣的是，这两种经济学家都可能在数学上达成正确的结论，而得出完全矛盾的经济学理论。更有趣的是，这两种经济学家都在过去 40 年内被授予了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