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后笔记。书名来自俾斯麦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政治比较的尺度是在衡量什么？作者提出了一个衡量政治发展的框架，包含两个核心维度，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将民主问责作为比较的横轴，将国家能力作为比较的纵轴，我们可以大致以此来确立各国政治发展的位置。比如丹麦，它很民主，同时国家能力也很强，处于第一象限。有些国家，它的国家能力可能很强，但是问责维度不够发达，比如俄罗斯；有些可能已经很民主，但是国家能力比较弱，比如印度；还有些最不幸的，既不民主也缺乏国家能力，像布隆迪。

全球视野

从历史尺度看，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是人类物质生活与和平水平显著提升的阶段。但公共舆论中却弥漫着悲观与愤怒：全球化被指为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被视为堕落根源，民主被嘲讽为金钱游戏。问题在于，如果只用理想去衡量现实，而忽视历史对比，就很容易把“尚未完美”误判为“彻底失败”。真正的风险，既来自保守退缩，也来自对乌托邦的执念——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如果二战是轴心国赢了，或许我们不会迎来"和平爆发"的年代，如果冷战是苏联赢了，或许不会有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可以说，影响我们命运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治，而且是国际政治。全球化是大海，国家则是海上航行的船只。对于个体而言，一个人到底坐在哪一条船上，当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命运，但是无论他坐在哪条船上，海浪更是深深地影响着每一条船的沉浮。

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框架密切相关。用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的话来说，自由霸权就意味着欧美国家试图在全球的规模上复制它自身。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提出反对领土扩张、民族自决与自由贸易等原则，并为后来的多边机构奠定基础。像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体系，都在这一思路下逐步成形。学者罗伯特·卡根认为，过去几十年的民主扩散与经济增长，与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有关；而约翰·米尔斯海默则在《巨大的幻觉》中批评这种“自由霸权”难以持续，因为民族主义会天然抵抗外来价值输出。尽管立场不同，两人都承认，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战争消耗与内部撕裂，使这种霸权模式面临极限。美国作为一个准帝国，“过度拉伸”已经给它自身造成沉重的负担。何况，美国内部激烈的党争、欧洲的离心化、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强硬化，正在改变东西方的实力对比，美国的霸权地位的确是岌岌可危。

全球化的经济后果同样充满反转。最初被视为受害者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亚洲，后来成为重要受益者；而部分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却感到被抛在后面。争议逐渐从“国家与国家”转向“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对立。许多西方人认为，他们面对的并非单纯市场竞争，而是制度与模式的竞争：“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在同一市场中较量，由此引发对公平性的质疑。经济水平竞争的背后是经济模式竞争，经济模式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

一些西方国家发现，他们本来引以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反而成了竞争负担。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提出的“三难困境”，全球化、国家主权与民主问责很难同时满足。根据罗德里克的说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就很难兼顾民众问责——问责政治捆住政府手脚，使政府很难大刀阔斧地行动，营造竞争性的投资环境；如果想要主权国家和民众问责，那老百姓可能就会选择关起门来，减少竞争压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问责制，那就得全球各国一起决定税率、工资水平、知识产权政策、汇率政策等，免得资本家到处寻找税收洼地、劳工权利洼地，但是，那样的话，就得放弃国家主权。因为哪一个都很难放弃，所以就构成了一个“三难困境”。

在经济之外，全球化也带来文化张力。移民潮改变社会结构，进而催生反移民与民族主义反弹。社会多元化未必本身有问题，但变化速度过快，可能削弱整合能力。正如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苦海求生：改造崩溃的难民制度》中所指出，移民流入越迅猛，社会融合反而可能越缓慢，因为规模足够大时，新群体可以在内部自我维持，而不必迅速融入主流环境。

政治转型

民主是一种制度，制度的变化相对容易，但文化、社会、经济的变化则相对缓慢。组织一场选举，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文化观念、社会习俗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则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结果就是，当许多国家热情洋溢地拥抱民主，却出现了制度和习俗的脱节。这就好像医学上的器官移植，移植一个新的器官到人体，这本身或许没有那么难，难的是你的身体真正接受它，不发生排异反应。遗憾的是，在第三波浪潮中，排异反应的确常常发生。这种排异反应常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民主崩溃，一种是民主质量上的伪劣化。

民主崩溃，顾名思义，就是一些国家刚刚步入民主转型历程，就因为政治斗争而政体崩溃。对此，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就经历了这个过程。

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而竞争容易引发争斗冲突，甚至大打出手。要避免这种局面出现，需要透明公正的规则，可信的法治，各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妥协，而所有这些机制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有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引发恶性循环。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这次的胜利果实转化为永久的胜利果实，这就是袁世凯的做法。这次我输了？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革命。这就是国民党的做法。于是，一个本可以是“风水轮流转”的故事，又变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故事。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崩溃历程，尽管细节不同，逻辑却往往相似。

法国大革命：不自由的民主

法国大革命常被视为近代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相较而言，英国革命更像是贵族与王权之间的权力再分配，美国革命强调的是自由与自治，而非彻底的人民主权。1789年的《人权宣言》明确提出主权属于人民，法律体现公共意志，每个公民都有参与立法的权利。正因其在理念与实践上更激进、更彻底，法国革命才被称为“大革命”，也一度令无数思想家心潮澎湃。连托马斯·杰斐逊、贝多芬都曾对其寄予厚望，而黑格尔关于历史进步的哲学想象，也深受其震撼。

然而，这场以人民主权为旗帜的革命最终却走向恐怖与专断。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展现出一种“不自由的民主”。这一概念后来由法里德·扎卡利亚系统提出，指出民主选举并不自动等于自由宪政。民主是产生执政者的规则，自由则是限制执政者的规则，两者并非天然同步。在法国革命的高峰期，民主动员空前激烈，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法治精神却迅速凋零。《惩治嫌疑犯条例》扩大逮捕范围，报纸被封，异见者遭清洗，审判缺乏程序保障。以人民之名行使的权力，逐渐取消了多元意见存在的空间。或者用学者塔尔蒙(Jacob Talmon)更早发明的概念来说，是一种“极权主义民主”。

革命为何会得到民众支持？并非因为人们热爱专制，而是因为自由往往在更高的“善”面前被暂时让渡。平等、正义、救亡、面包，这些目标被置于优先位置，自由被包装为可以牺牲的次要价值，甚至被解释为通往“真正自由”的必要代价。这种以善掩恶、以未来正义为名压缩当下自由的逻辑，使压制行为获得道德外衣。

在理论层面，法国革命深受让-雅克·卢梭的“公共意志”思想影响。卢梭试图解决民主中的派系问题，认为公民应超越私利，追求唯一且客观的公共意志。然而，当“公共意志”被视为真理，异议就容易被界定为偏离真理的错误，甚至敌对行为。相比之下，美国宪法设计更强调权力制衡，“以野心制衡野心”。法国革命则在追求统一与纯粹的过程中，削弱了制度性约束，为后来雅各宾派的权力集中与恐怖统治埋下伏笔。正如塔尔蒙所言：“公意对于卢梭就像是一个数学事实……一个人不被邀请去表达个人偏好，也不被询问他是否赞同一个提议，而是被询问该提议是否合乎公意。”

**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选举程序可以迅速搭建，而对权力的克制、对多元的容忍、对法治的尊重，却需要漫长的社会习俗积累。当制度变革速度远快于政治文化演进时，民主可能只剩下形式，而失去自由的内涵。这或许正是法国革命留给后世最深刻的警示。在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

埃及：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所谓“第三波民主化”在阿拉伯世界的实践大多以失败告终。威权政权倒台，并不自动意味着民主巩固。历史更常见的路径，是旧体制崩溃后出现新的威权，甚至陷入无政府状态与内战。把“反抗专制”等同于“民主革命”，是一种过度简化的叙事。

以埃及为例，2012年通过选举上台的穆罕默德·穆尔西，仅一年后便在军方干预下被推翻。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反映的是社会深层裂痕。穆尔西在第二轮选举中仅以微弱优势胜出，这一接近的票数本身就揭示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选他上台的民众，与后来支持罢免的民众，并非同一群体，而是势均力敌的两股力量。

民众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甚至是两极化的。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这种多元性可能反而会变得清晰，甚至可能强化，而当社会撕裂到达一个水火不容的程度，民主就走向崩溃。

埃及长期存在“政治伊斯兰派”与“政治世俗派”的结构性对立。军方主导的世俗体制在数十年间压制了穆兄会等伊斯兰力量。2011年动荡后，长期被压制的政治伊斯兰派迅速完成政治动员，在选举中取得优势（穆尔西）。但在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里，一方的胜利很容易被另一方视为生存威胁。民主选举揭示裂痕，却并不自动弥合裂痕。当政治对抗升级为身份对抗，制度本身就难以承受。

在很多民主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对峙不是鸡蛋和高墙的对峙，而是鸡蛋和鸡蛋的对峙。一半鸡蛋要左转，另一半鸡蛋要右转；一半鸡蛋要民族主义，另一半鸡蛋要普世主义。在埃及的背景下，一半鸡蛋要政治伊斯兰化，另一半鸡蛋要政治世俗化。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下的“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会最大的困境。

**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政治动员，而政治动员可能暴露社会裂痕。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倾覆的危险性？不幸的是，确实如此。**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指出，自由会催生派系。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只有形形色色的群体。一个社会的自然状态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闹的。如果你觉得“万众一心”是好事，一定是因为你不是那第10,001个声音。可以问题在于，当派系对抗突破制度容忍的边界时，民主可能因内部撕裂而崩溃。历史上，魏玛共和国、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以及土耳其多次民主中断，都与严重的社会分裂有关。埃及不过是类似逻辑的再次上演。

因此，民主转型并非单一事件。推翻威权只是上半场，真正艰难的是下半场——在深刻分歧中建立共识与克制。前者需要力量，后者需要耐心与宽容。民主制度之所以脆弱，并非因为它本身错误，而是因为它要求对手同时相信规则，并在分歧中自我约束。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证明，社会能够在多元与冲突中维持自由的秩序。

南非是一个民主转型相对成功的例子。为什么南非能够突破社会裂痕的诅咒走向转型软着陆？答案是——共同的底线。**民主运转起来并不需要全社会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不需要“万众一心”，但是它需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分歧”达成共识。**对于民主运行来说，这个“共同的底线”是什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

关于民主能够维系的条件，常见解释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平等程度或社会结构的同质性。然而，印度在独立之初几乎不具备这些条件：经济落后、文盲率极高、社会分层严重、种姓制度根深蒂固，也缺乏成熟的中产阶级。按许多理论推断，这样的社会很难维持民主。但事实恰恰相反，印度长期保持了竞争性选举和权力更替。

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它的核心功能。它并不自动保证所有的公共问题会被解决，就像你难以要求一个治胃病的药包治百病一样。因此，质问为什么民主没有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清廉、公共服务提升，几乎相当于质问，为什么老虎都关进笼子里了，猴子们还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

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假设一个学校让学生们自己决定食堂应该提供什么午餐，这是民主对不对？但是，如果学生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每天午餐就吃薯条、炸鸡和可乐，那么民主当然“不管用”了。所以，民主作为一种程序，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但不代表民主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我把这个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

印度经济的落后，与其说是民主政体的问题，不如说是长期错误经济政策的后果。印度长期维持的计划经济，复杂的审批制度，没有土地改革，改革开放也比中国晚了十几年。另外种姓制度也导致社会歧视与割裂。

民主还是威权？

一个苏联笑话，它说：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威权体制下治理绩效的巨大方差问题，就是说，碰到明君，它可能是大治；碰到昏君，它可能是大乱。但是，我们不能用“平均值”来看待这种大起大落，因为从长线历史来看，治理的平均水平固然重要，治理表现的稳定性也相当重要。民主的价值与时间的“厚度”相关，它倾向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浮现。比如学者吉尔林(John Gerring)等人把民主视为所谓的“存量资本”，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常常需要在99个错误路口之后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

国家构建

在比较政治学中，当我们说“国家建构”也就是所谓的“state building”的时候，不是在说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建设四个现代化等，而是特指政治发展的一个维度，即国家能力的发展。今天的墨西哥，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这个概念的反义词，代表了一种国家力量被分散的社会力量瓦解的状况。

马克思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马克斯·韦伯说：“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构。”

中国的权力集中化过程起点很早、历史很长，所以到今天，中国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观念。但是，很多国家的历史并非如此。在非洲，很多地方的部落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所谓国家，不是非洲人内部权力整合的结果，而是殖民主义留下的武断遗产。在印尼，如果你穿越时空回到19世纪，根本不会听说“印度尼西亚”这个词，当地人会认为自己是爪哇人、马来人、亚齐人，但不会说自己是“印度尼西亚人”。在印度，1947年英国人撤离的时候，不但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划分问题，还有500多个所谓的“土邦”。哪怕是在欧洲，国家建构也是近代现象，在此之前，欧洲是所谓的“封建制”。

为什么要“重新带回国家”？

1968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一个当时颇具冲击力的观点：**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在于民主或专制的形式，而在于国家能力的强弱。真正关键的是政府的组织性与有效性。**按照这一逻辑，美国与苏联虽然制度不同，但都属于高度组织化、动员能力强的“有效国家”，在这一维度上反而更相似。

然而，苏联解体动摇了这种判断。如果苏联与美国同属“强国家”，为何会迅速崩溃？这迫使学界重新思考政体形式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焦点转向制度主义。以道格拉斯·诺斯、罗纳德·科斯、曼瑟尔·奥尔森、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强调，制度选择——尤其是产权安排、市场规则与政治约束——才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变量。国家本身被视为需要被限制和约束的力量。

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崛起与部分民主化进程受挫，国家能力的问题再次回到中心。若制度主义可以完全解释发展，为何未完全采用西式制度的国家能够快速增长，而一些制度移植较为彻底的国家却陷入停滞？这提示，制度之外仍存在关键“剩余变量”，而这个变量往往指向国家本身——其治理能力、动员能力与政策执行力。政治学研究议题的转向，本身也受到现实政治变迁的推动，学术框架随着国际格局变化而调整。（并不存在纯粹的政治学问题——政治学研究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学问题）

从功能角度看，国家首先意味着暴力的集中化。暴力集中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暴力，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通过垄断暴力减少了社会层面的无序冲突。其次，现代国家承担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从基础设施到社会保障，都是其职能的一部分。围绕国家作用的争论并未停止，例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干预究竟是推动力还是阻碍因素，始终存在不同解读。这些争论本质上反映的，是对国家能力与制度安排之间关系的持续探索。

战争带来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的形成，与战争密切相关。从封建体制向中央集权体制转变，本质上是权力结构由“蜂巢式”分散格局走向“金字塔式”集中格局的过程。在封建制度下，国王通过贵族间接统治社会，贵族掌握地方军事与财政资源，中央权力难以直接触达普通民众。而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君主打破贵族这一中间层，直接向国民征兵、征税，并统一提供公共服务，国家因此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整体。

当战争规模较小、烈度有限时，封建结构尚能维持基本运作。但随着战争形态升级，持续时间更长、动员规模更大、资源消耗更剧烈，分散的封建体制便显得效率低下。封建战争依赖层层动员：国王召集贵族，贵族召集骑士，骑士再带领农民。这种“自带干粮”的临时军队缺乏稳定供给与纪律保障，贵族还可能拒绝出兵或拒绝出资，甚至反向制约王权。英国《大宪章》的产生，正是王权与贵族博弈的产物，体现了封建结构下权力分散的现实。

因此，战争成为推动国家集中化的重要动力。为了持续征税、统一指挥、保障军需，中央政权必须削弱地方割据力量，建立常备军、官僚体系与财政系统。暴力的集中既是战争的需要，也塑造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

但美国的国家构建之路却比较特殊。

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 “反国家主义”的国家观

美国的国家建构路径，与欧洲那种以战争和中央集权为核心动力的模式截然不同。自建国之初，美国社会就对“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没有全国统一身份证、长期缺乏全民医保、对“大政府”的天然排斥，这些都反映出一种深层的反国家主义传统。美国人担心权力集中会侵蚀个人自由，因此制度设计上刻意制造分权与制衡，甚至形成某种“制度化的混乱”。

独立战争后，美国最初只是由13个州组成的松散邦联，中央权力极弱。后来，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推动召开费城制宪会议，建立更紧密的联邦结构。但即便如此，美国宪法仍然保留了强烈的反中央集权倾向。联邦与州并非上下级关系，而是平行权力结构，各自拥有独立的权力领域。早期联邦政府规模极小，常备军人数有限，甚至在1913年之前都没有中央银行。后来成立的美联储，也采取区域性、相对独立的架构，刻意分散权力。

20世纪以来，美国国家能力显著增强。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大幅提升，军事力量扩张，行政部门规模膨胀，联邦对州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这一转变并非单纯源于战争，而更多来自社会内部的压力。进步主义运动、反垄断运动以及后来大萧条时期的危机，推动富兰克林·罗斯福实施新政，扩大联邦政府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角色。1936年压倒性的连任胜利，显示出公众对政府积极作为的支持。随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与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进一步强化联邦干预州内事务的合法性。

因此，美国国家能力的提升，并非通过持续战争或高度官僚化完成，而是在社会运动推动下逐步扩展。美国人对国家的理解也发生变化：国家不再只是需要防范的对象，也可以成为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共服务的工具。正如布鲁斯·阿克曼所说，美国宪法是“活的宪法”，它的作者不仅仅是开国之父们，而且是一代又一代修正社会契约的美国人。

国家建构的瓶颈：阿富汗的悲剧

阿富汗并非天生就是宗教极端主义国家。真正推动其极端化的，是两股力量的正面碰撞：苏联式的极左革命工程，以及从沙特经巴基斯坦传播而来的萨拉菲原教旨主义。苏军入侵后，宗教成为唯一能够跨越族群、动员社会的旗帜，反抗力量以“圣战”为名迅速凝聚。宗教情绪在战争刺激下被高度激活，成为对抗外来意识形态的工具。

与此同时，大量难民涌入巴基斯坦，许多阿富汗男孩在难民营的宗教学校中接受萨拉菲主义教育。这种高度教条化的原教旨思想，塑造了一整代人的世界观。苏军撤离后，这批“学生”回到阿富汗，成为塔利班的核心力量。塔利班所代表的，并非阿富汗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而是一种在战争与跨国宗教传播中形成的“输入型”意识形态。

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刚性，使其否认世俗立法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要求宗教法成为唯一最高权威。再叠加普什图民族主义的支撑，使塔利班在特定地区拥有稳固基础。阿富汗国家建构之所以屡屡受挫，既有多山地形与部落结构的历史因素，也有大国博弈的地缘现实，但更关键的是，两种试图以绝对理念重塑社会的极端主义在短时间内激烈对撞，互相激化。

最终的教训并不只属于阿富汗：当政治力量以乌托邦理想为目标，并以极端手段推进时，极端会相互滋养，社会的温和空间反而最先被压缩。历史并非注定，但当温和多数持续沉默，舞台往往会被最激进的力量占据。

政治文化

政治在社会中——脱离政治的经济、社会、文化土壤，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政治。因此，我想通过“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这两个板块的知识，来推进大家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解。毕竟，特定政治模式的出现和变迁有其土壤，也有其后果，对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分析，就是试图理解政治变迁的土壤与后果。

何为民主文化？泰国困局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泰国已发生二十余次政变，成功者超过半数，政变几乎成为周期性政治工具。多数政变并未大规模流血，2014年的军事接管亦如此。理解这一政治循环，绕不开前总理他信·西那瓦。他以明显的民粹色彩崛起，依托农村多数，推行粮价补贴、优惠贷款与乡镇发展等政策，重塑资源与权力分配格局。这一转向触动了城市中产与既有精英的利益，也改变了政治重心。

2001年他信当选，2005年连任，但随后以城市精英为主的“黄衫军”通过抗议与政治博弈将其迫退，他信支持者“红衫军”（代表农村和农民）随即动员，形成持续对峙。结构性矛盾在于两种民主逻辑的冲突：选票逻辑与街头逻辑。选票下，农村多数占优；街头动员中，城市群体更具组织与媒体资源优势。当“多数说了算”与“声音大说了算”彼此牵制，政治便陷入难以调和的僵局。

这一困局指向更深层的问题——民主文化。社会资本理论（代表学者罗伯特·帕特南）认为，自发结社与互信合作的习性，有助于民主稳定运行。什么是“民主文化”？人们通常认为，越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但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民主不仅需要参与，还需要对规则的服从与对政治节奏的节制。参与精神推动动员，服从意识维持秩序；热情提供改革动力，适度冷感为过热政治降温。若缺少“愿赌服输”的规则意识，选举便可能演变为输家掀棋盘的冲突。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泰国人对政治参与极有热情，但是缺乏一种对规则的服从意识来平衡。在这一点上，黄衫军阵营尤其明显。民主选举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事情，而黄衫军的表现却像个一输棋就掀翻棋盘的棋手。这种政治激情对于民主稳固可以是致命的。民主政治要走向稳固，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转型过程中“广场政治”慢慢过渡为“常态政治”。所谓“广场政治”，就是万民上街，为制度的那关键一跃提供助推力，它的力量来自激情；而“常态政治”则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众从街头逐渐隐退，将政治驾驶的钥匙交给其政治代表，它的力量来自协商。这种移交不仅仅是因为公共政策有一定的专业性，往往需要颇为专业的讨论协商，也因为很多时候，退出广场，必要的政治妥协才可能达成。

民主文化既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精神，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精神，还是一种“允许专业之人办专业之事”的政治节制感。民主稳固的关键，是从“广场政治”过渡到“常态政治”。真正的民主文化，不是单一的高强度参与，而是参与、服从与节制的混合体：既关心公共事务，也尊重规则边界；既允许动员表达，也接受代表政治与妥协达成。泰国的反复震荡，恰在于这种平衡尚未稳固。

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这一概念源自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的观察。她在耶路撒冷审判纳粹官员阿道夫·艾希曼时发现，这个负责组织犹太人登记、驱逐并最终运往集中营的关键人物，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嗜血狂魔，而更像一个循规蹈矩的普通公务员。精神评估显示他并无明显心理疾病，生活中甚至表现得负责、体面。他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执行命令、完成本职工作，从未亲手杀人。

阿伦特认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极端的恶意，而在于“不假思索”。艾希曼并未主动构思屠杀，也未直接实施暴力，但他在庞大官僚体系中承担了关键环节。当登记、没收、运输、看守等环节被分割成无数细小任务，每一个执行者都只面对自己的一小块职责时，个体几乎感受不到整体罪行的重量。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没有杀人”，却在集体层面共同完成了屠杀。这种将邪恶切割、稀释、流程化的机制，正是极权政治得以运转的秘密。

至于权力如何制造这样的“暴民”，其机制通常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与高压，让人不敢质疑；其次是利益诱惑，让人愿意配合；最后是意识形态，为一切行为赋予道德正当性。当恐惧、利益与观念三者叠加，个体的判断力和反思能力便被逐步侵蚀，平庸也就成为邪恶最可靠的载体。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

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大意就是：冷战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冲突走到了尽头，从现在开始，文明将成为政治冲突的分界线。他把世界文明分为七八个板块：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印度、拉美等。但是，如果进一步简化，他实际上是把文明分成了三个阵营：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还有就是一堆“骑墙派”。

事实上，在追踪全球观念变化方面，最著名的两个政治文化学者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他们干脆根据这些差距，画出了一个“世界观念地图”。图中，纵轴是从传统价值到世俗理性化的分野，横轴是从生存价值到“自我表达价值”的分野。在这个“文化地图”中，信息非常复杂，但是有一点相当明确：不同的文明确实在价值谱系上的位置有所不同，并且具有一定的“板块性”。比如，新教国家倾向于集中于这个图的右上角，也就是说，它们的政治理性化程度和自我表达价值都比较高；而儒教国家倾向于出现于图的中上方，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治理性化程度较高，但是自我表达的价值程度居中。以此类推，确实可以大致看到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板块”的分布。

事实上很难说中美目前的矛盾在多大程度上是“文明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是利益的冲突、权力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并没有在“历史文明圈”的层面上发生，国家层面上的冲突又未必是“文明”的冲突，也可能是利益的冲突、权力的冲突。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文明的冲突”最真实而激烈地存在？在各个国家的内部。

根本而言，价值观冲突不是因为某些文明被历史囚禁或者被宗教绑架，而是因为每种文明消化现代化的冲击都艰难无比。只不过，某些文明更早地被冲击、被改造，所以对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和传统之争一度表现为所谓的“东西之争”“内外之争”。但是，随着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他者”更深地进入各国内部，矛盾开始内化，它不再是“内外之争”，而是转化为社会内部的现代派和传统派之争，在社会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内部展开。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这种斗争也方兴未艾，因为当保守派走向进步，进步派早已绝尘而去，更加进步了，两者之间的相对距离还是在那里，甚至在拉大。

可以说，这种价值冲突是所有文明都不得不穿越的风暴。危险的不是观念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最好的可能性当然是，进步主义者走得更慢一点，等等自己走在后面的同胞，对身后的传统抱有更大的温情，而保守主义则走得更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更加开放。遗憾的是，人类往往要经历无数撕裂才学会宽容，要被激情的烈焰烫伤后才意识到激情的危险。在一个价值迅速变迁的时代，世界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在此之前，它常常会变得更糟。

政治经济

智利：皮诺切特之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经历了一波民主退潮，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相继发生军事政变，建立军政府。但在这些军事强人中，最常被提起的，往往是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他的统治无疑是残酷的：在位17年间，大量反对者被处决、酷刑折磨或流亡海外。国家暴力并非智利独有，在当时的拉美相当普遍，但皮诺切特之所以成为一个复杂而争议极大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在高压政治之下推动了深刻的经济转型。

上台后，皮诺切特逆转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时期的极左政策，启用所谓“芝加哥小子”，推行自由化改革：降低关税、私有化、削减政府开支、放松管制。这些措施为智利后来的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因此，他既是独裁者，也是经济改革的推动者。类似的案例并非孤例，朴正熙时期的韩国、两蒋时期的台湾、苏哈托治下的印尼等，都在威权体制下实现了经济扩张。这种现象催生了“威权增长论”——认为铁腕政治压制民粹，有助于自由化改革落地，从而带来经济起飞。

与之相对的，是“民主衰退论”：一旦民主化，激进左翼可能借选票上台，推动国有化、保护主义与再分配政策，最终导致财政失衡和经济衰退。于是，在一些人看来，发展中国家似乎必须在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二选一。

但智利的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简单对立。真正大幅度的经济跃升发生在1990年民主转型之后，而不是之前。皮诺切特时期虽有增长，但也经历严重金融危机和周期性波动。1990年后，智利人均GDP从约2500美元增长到近1.5万美元，显著甩开多数拉美国家。更重要的是，转型后的智利并未走向激进经济民粹，而是在不同政党执政下持续保持较高的经济自由度。由此可见，决定经济前景的核心变量，更可能是政策取向，而非政体形式本身。

民主既不是万能解药，也不是经济灾难的源头。它是一种程序，而程序如何运作，取决于社会向其中输入什么样的政策理念与制度约束。

委内瑞拉：如何毁掉一个国家？

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高的国家，可他们的经济却走向了崩溃，为什么？这必须从一个人讲起：委内瑞拉的前总统查韦斯。

查韦斯是一个左翼民粹主义者，他是一个同情心爆棚的现代罗宾汉。他致力于扶弱济贫、实现“社会正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一边改组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企业PDVSA，以确保石油收入能够流入国库当中；另一边用滚滚而来的石油收入，建设各种扶弱济贫的“社会项目”。哪怕他去世几年之后，也就是查韦斯模式已经走向破产的时候，2017年一项调查仍然显示，有79%的委内瑞拉民众选择查韦斯为其“最喜爱的总统”。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际石油价格。查韦斯那一套经济模式之所以搞得下去，是因为他在任期间，刚好赶上国际油价的大幅上升。1999年他刚上台时，油价是20美元左右一桶，到2013年他去世时，爬升至110美元左右，最高峰期甚至到达过170美元左右。马杜罗却没有这个运气，他一上台，国际油价就开始节节下跌，从110美元左右跌到现在的40美元上下。倒霉的马杜罗，接过了查韦斯办得如火如荼的盛宴，却发现冰箱里已经开始弹尽粮绝。

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其经济理念，而不是外部因素。为了实现所谓“社会公平”的伟大理想，查韦斯犯了一些教科书式经济政策的错误。

• 第一，过度开支，寅吃卯粮。
• 第二，大搞国有化，打击民营经济。
• 第三，煽动经济民族主义。比如，他坚决要收回石油公司的美资股份，当美国的两大石油公司拒绝转移股权时，他一纸令下，以极低的价格强征了这两个公司。
• 第四，“经济战争”。不让商店和企业涨价。一边是生产成本急剧地通货膨胀，一边是商品不让涨价，结果当然是商店关门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