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困局：新右翼的兴起与挑战
《美国困局：“新右翼”的兴起与挑战》的作者是中央党校教授。作者认为，2016年以来的美国政治动荡，本质上是“新右翼”对战后美国主流政治共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次成功反叛。传统观点认为特朗普是依靠煽动情绪的“意外”，但本书指出，“新右翼”有一套完整的政治逻辑：在经济上反全球化、在文化上反多元主义、在政治上反建制精英。这股力量已经完成了对共和党的夺舍，使其从一个代表大商业利益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带有强烈工人阶级色彩的民粹主义政党。
美国政党联盟发生了历史性的“阶级倒置”。这是全书最深刻的洞察之一。过去半个世纪，民主党代表劳工和穷人，共和党代表富人和精英。但现在的美国政治正在发生倒置：民主党越来越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与少数族裔的联盟，而共和党则成功吸纳了大量被全球化抛弃的白人蓝领阶层。这种选民基础的互换，导致了双方在议题设置上的根本错位，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社会撕裂如此之深。
特朗普看似混乱的政策（退群、加税、修墙），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试图通过强化边界（物理的和经济的）来重建美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性”，以此对抗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与人口流动。他认为全球化稀释了美国的主权和国民利益，因此他的所有政策都是为了在一个无界的全球化世界中，重新划定“美国利益”的围墙。
“新右翼”的崛起逻辑与核心诉求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指出的，只有存在国家这个“利维坦”，才能避免“一切人伤害一切人的战争”。对大多数人来说，公权力不但不是个人权利的敌人，如果没有公权的保护，普通人的人权反而很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近年来，欧美各国普遍存在着非法移民和难民不断涌入带来的严重社会安全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只会影响普通人，并不会影响居住在深宅大院、出入都有保镖环绕的富豪。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呼吁保护非法移民，并谴责缺乏安全保障的普通人没有同情心，以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与此同时，国家权力的削弱则可以让他们的许多行为受到更少限制，获得更多便利，谋取更多利益。
“新右翼”运动代表着欧美国家很大一部分普通民众对过去所谓“普世价值”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直指当今西方乃至全世界最突出的问题：国家弱化、主权虚化、公权力污名化。反对“政治正确”、反对所谓“普世价值”、支持“以强有力的国家捍卫个人安全”是西方各国“新右翼”政党借此迅速赢得众多民众支持从而强势崛起的核心诉求。特朗普在2016年7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他的提名大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的题目就是“政治正确，我们再也承受不起”，在这次演讲中特朗普阐述了加强国家主权、强化法律执行的政治主张。
“新右翼”的诉求包含两个层面。
- 第一，重申国家主权，反对人口无序并且非法的跨国流动，严守国家边界，强化国家认同。
- 第二，在国家治理中，强化公权力，要求法律被严格执行，反对少数人以“人权”为名追求无限制的“自由”和实质上的特权。
“新右翼”在过去主流的经济议题上反倒处于传统右翼的“左边”。例如，特朗普政府坚决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反对自由贸易。然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一直是传统右翼政党共和党的立党基石。虽然特朗普也迎合了传统右翼的“减税”诉求，但是他还强调通过行政手段大规模干涉企业市场经营、提供高额补贴和税费优惠以创造工作岗位。
新右翼的兴起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过去三十年“过度全球化”的政治反弹。传统共和党建制派（老右翼）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对外干涉，这些政策虽然在宏观上促进了增长，但在微观上牺牲了本国中下层白人的利益。新右翼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们抛弃了共和党的教条，捡起了民主党遗忘的武器——对工薪阶层的经济保护承诺。新右翼不等同于种族主义，它更像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防御机制”的混合体。如果不理解这种生存焦虑，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前民主党选民会倒戈。
新右翼的核心诉求可以概括为：
- 反移民是为了保护本土劳动力市场和文化纯洁性；
- 反自由贸易是为了保护本土制造业岗位；
- 反政治正确是为了回击精英阶层的文化傲慢。
选民联盟的“大洗牌”——谁在支持特朗普？
以政党体制变更为标准，美国学者将美国总统选举分为一般性选举和关键性选举两类，一般性选举维系现有政党体制，关键性选举则打破并重塑政党体制。关键性选举又称关键性选举重组(critical electoral realignment)或政党选民联盟重组选举(realigning election)，指的是“在一系列选举中出现了新的政党选民联盟和投票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进程”，体现着美国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长期变化。美国政党政治历经200余年，关键性选举仅出现6次。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经历了6次政党体制更替。总的来看，2016年美国大选是一次久违的关键性选举，引发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选民联盟的根本性重组。第一，民主党曾经的核心支持者“锈带”蓝领转投共和党阵营，成为特朗普赢得大选和共和党夺取国会多数席位的关键力量。第二，议题巨变。“反非法移民”和“把工作带回美国”虽然在过去选举中也时常被提及，但是并未成为选举焦点。它们在2016年大选中一跃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并在特朗普执政后引发美国公共政策的根本转向。
拉美裔对民主党的政党认同度不高。一方面，拉美裔大多是比较虔诚的天主教徒，重视家庭，社会保守主义氛围较浓，因而对民主党的宗教多元和支持堕胎、同性恋等主张存在一定不满；另一方面，刚入籍的拉美裔移民会因为感恩心理支持民主党，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和代际更替，他们会更多地从自身境遇和现实利益出发考虑投票选择，就像是共和党解放了黑奴，而现在大部分非洲裔却支持曾经力主蓄奴、为了捍卫奴隶主权益不惜发动内战的民主党。
仅仅依靠白人选民已经很难赢得今后的总统大选，拉拢拉美裔选民是共和党的唯一选择。原因在于，第一，拉美裔是美国人口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少数族裔。第二，拉美裔大多是天主教徒，共和党的社会保守主义价值观对他们有一定吸引力。
白人选民在2008年大选和2012年大选中的投票率偏低，分别是64.7%和64.1%，比非洲裔选民低2%左右。而在美国大选历史上，白人特别是白人新教徒的投票率一直是最高的。共和党认为，只要能让白人新教徒的投票率回升至历史水平，共和党就有望赢得大选。因此，共和党的竞选策略不应当是以中间化主张讨好少数族裔和其他群体，而是应该用更坚定的保守派主张将那些不愿意出门投票的白人新教徒动员起来。
共和党想要赢得大选，至少要实现以下三个条件：
- 第一，必须争取新的选民群体加入共和党选民联盟；
- 第二，为了赢得更多的选举人票，新选民群体必须处于非传统红州，拉美裔和福音派基督徒对此目标均难发挥较大作用；
- 第三，必须调和新的选民群体与传统支持者之间的潜在矛盾（过去两者没有形成联盟，就是因为存在利益冲突或意识形态冲突），否则，吸引到了新的选民群体，却可能失去更多传统支持者。 ’
“反非法移民”赢得中南部白人支持。中南部各州基督教氛围浓厚，过去共和党善于炒作社会保守主义议题以获取支持，但是，特朗普无法借此立足。原因在于，第一，他并不是克鲁兹、卡森那样的全美知名的虔诚基督徒；第二，他结过三次婚，并且第二段婚姻是第一段婚姻中婚内出轨的产物，因而他的个人特质严重背离了社会保守主义价值观；第三，在堕胎和同性恋等议题上，他的基本立场是“不赞成，不反对”，他认为这些议题不应属于联邦事务，应当由各州自行决定，这在共和党内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左”了。特朗普如何应对呢？他提出了更触及中南部白人核心利益的新议题。在中南部各州，现在最为突出的就是大规模非法移民和形同虚设的边境管制造成的安全问题。
“把工作带回美国”吸引“锈带”蓝领。过去，民主党主要通过劳工政策（即支持工人向雇主争取更高工资、更多福利、更好的工作环境等）争取蓝领支持，但是现在“锈带”蓝领的核心利益已经不是如何从雇主处争取更多利益，而是要想方设法地保住工作岗位。这时，民主党的劳工政策反倒可能因导致工作岗位进一步外流而损害蓝领利益。因此，特朗普的“把工作带回美国”主张也就抓住了“锈带”蓝领的核心关切点。他主张，对外，与美国所有主要贸易国重新谈判贸易协约甚至设置关税壁垒、开打贸易战，让搬到国外的制造业企业无利可图，让美国国内生产的产品能更好地卖到国外；对内，大幅减税，吸引企业回流，并让回来的企业和新创立的企业活得更好。企业好了，美国的就业率和蓝领工资水平也就会随之上升。为了“把工作带回美国”，特朗普首先要推翻的就是共和党传统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主张。密歇根、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等“铁锈地带”曾是民主党的“蓝墙”，但现在成了摇摆州甚至红州。
**少数族裔。**特朗普的“反非法移民”主张对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也有一定吸引力。基于数十年的实证研究，美国经济学界的一项共识是：由于其主要是在低端服务业就业，受拉美裔非法移民冲击最大的恰恰是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人。
吸引亚裔。最触动亚裔核心利益的是民主党的“教育平权”主张。亚裔是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25岁以上有学士以上学位的亚裔比例是51.3%，显著高于美国人总体三成的大学学历水平。华裔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比例是21.4%，远高于美国人总体12%的水平。但是，亚裔美国人进入大学的难度也是所有族裔中最大的。美国大学理事会数据显示，被同一所大学录取的亚裔学生SAT平均分要远高于其他族裔。在这种情况下，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仍然在州议会中提出了“SCA5法案”，要求压缩加州公立大学的亚裔录取名额。虽然“SCA5法案”当时未能获得通过，但阴影并未退去。2016年，民主党掌控的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和纽约市议会先后高票通过了“亚裔细分法案”（即亚裔在出生、入学、就医、购买保险等时，要标明来源于哪个国家）。“亚裔细分法案”表面上看不会直接影响亚裔利益，但在亚裔特别是华裔看来，该法案显然是为了分化亚裔，孤立华裔，为类似SCA5的各种法案卷土重来做准备。
中南部各州白人因为安全和福利需求支持特朗普的“反非法移民”主张，西海岸和新英格兰地区各州白人因为价值观和自身利益不受影响反对特朗普的“反非法移民”主张；亚裔不满于选择性移民执法以及担心政治影响力被削弱而支持特朗普的“反非法移民”主张；拉美裔一方面可以从非法移民入籍中收获政治利益，另一方面（以及非洲裔）也会在就业市场上遭受非法移民的强烈冲击，所以在“反非法移民”问题上持有矛盾态度。
另一方面，民主党缺乏能够有效弥合联盟内部裂痕、整合支持者的纲领体系。从2016年大选直到2020年大选，民主党内始终只有一项共识——反特朗普。但是，反面共识再大也不能替代正面纲领，希拉里居然用“Love Trumps Hate”作为她2016年大选的竞选口号，就是这一困境的明确显露。
“人权优先”还是“主权优先”的另一个表述是：保护本国公民的人权与保护外国人的人权，哪个才是主权国家的首要任务？
美国政坛流传着一个关于希拉里的笑话：在某次采访中，有记者随口问起希拉里“爱吃什么”，希拉里心想：如果我回答爱吃猪肉就可能得罪穆斯林选民，回答爱吃牛肉就可能得罪印度教选民，回答爱吃肉又可能得罪佛教徒或素食主义者，如此等等。于是，她发表了一番辞藻华丽的长篇大论，详细论述了饮食与健康、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保护与人类文明的未来等话题，但就是没有回答自己爱吃什么。
特朗普政府的“新政”遗产
特朗普前四年执政的实际操作，将其总结为一套以 “美国优先” 为核心的政策组合拳。
- 减税政策：这是特朗普与传统共和党唯一的交集，旨在刺激资本回流，虽然加剧了赤字，但短期内确实推高了经济数据。
- 贸易与产业政策：这是最颠覆性的。他不仅对中国加征关税，对盟友也毫不手软。作者指出，其目的不仅是缩减逆差，更是试图强行重构全球产业链，迫使制造业回流。虽然效果有争议，但它彻底终结了美国两党对“自由贸易”的迷信，拜登政府实际上完整继承了这一遗产。
- 反移民：通过高强度的反移民执法，特朗普成功吸引了中南部白人。
- 能源政策：退出《巴黎协定》，大力扶持传统化石能源。这不仅是为了讨好能源州，更是为了保持美国的能源独立和低成本优势，以此作为再工业化的基础。
贸易政策
TPP的核心原则是“降低贸易非关税和关税壁垒”。按2015年在奥巴马主持下达成的TPP协议，12个成员国间将在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贸易上实行“零关税”，以此来让中国商品处于竞争劣势来遏制中国发展的强劲势头，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也有意通过差别化关税等手段推动产业链从中国向越南等国转移。然而，虽然可能遏制中国制造业，但TPP是一把双刃剑，同样会给美国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在一定的关税保护下，美国制造业在中国、墨西哥、越南等国面前尚只有招架之功，如果再加上TPP给墨西哥等国的“零关税”待遇，美国制造业只有等死了。
奥巴马当然清楚这一点，TPP不是美国好心为推动其他成员国发展做的嫁衣。奥巴马政府当时的战略考虑是，美国金融业（以及农业）仍然具有全球竞争优势，TPP将让美国金融资本和廉价农产品如虎添翼，美国在制造业上失去的，将在金融业和农业等领域拿回来。然而，整体上看不吃亏的事对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却大不一样。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顶尖富豪将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工业资本、中小企业和蓝领阶层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新右翼”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TPP。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上台后立即退出TPP，并且，2021年后拜登政府依然维持了这一基本格局，这意味着美国工业资本和蓝领阶层暂时扭转了败局。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退出还是重返TPP，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并不取决于特朗普或拜登的一念之差，而在于其国内政治格局。
贸易战首先不是美国与他国的冲突，而是美国的内斗。制造业蓝领、在美国的中小企业为内斗一方，跨国资本和大企业为内斗的另一方。特朗普是“新右翼”代言人，他发动贸易战的根本目的是要遏制制造业岗位外流乃至促使其回流。美国必须和大多数贸易伙伴同时开打，否则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把设在中国的工厂搬到越南以规避关税威胁（这恰恰是奥巴马的TPP想实现的目标），特朗普也就无法“把工作带回美国”。
“把工作带回美国”是特朗普的核心经济主张，贸易战的目的不是让美国资本在中国等国更好地赚钱，而是让它们难以在中国等国赚钱，从而被迫回归美国。这是他回馈支持者、吸引更多选票的基本路径。可以说，美国政府向中国、墨西哥等国发动贸易战，并不是因为中国、墨西哥等国不够开放，而恰恰是因为足够开放，足够让跨国公司有动力投资设厂。
政党极化与美国的未来
特朗普主义已经完成了对共和党的彻底改造。如今的共和党内，任何敢于公开反对特朗普路线的建制派（如切尼家族）几乎都遭到了清洗。共和党已经从一个意识形态政党变成了一个“领袖型政党”。
对于民主党，其面临的危机同样深重。拜登试图通过“以工代赈”的大基建计划来赢回蓝领，但在高通胀和文化战争的夹击下，效果有限。在实际政治行动上，民主党自由派重视现实利益，其意识形态与传统共和党人的差距不算太大，比较容易达成妥协；民主党进步派强调意识形态，并且由于其现实主张与共和党差距较大，较难与共和党达成妥协。
美国政治陷入了一种“消极党派主义”（Negative Partisanship）：选民投票不是因为喜欢自己的候选人，而是因为极度恐惧和憎恨对方的候选人。这种基于仇恨的动员模式，注定会让美国政治陷入长期的动荡与僵局，治理能力持续衰退，这就是所谓的“美国困局”。
关于亚裔
看起来更不可思议的是，支持特朗普“反非法移民”主张的不仅包括亚裔美国人，还包括数量众多的旅美中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等待入籍美国的合法移民。虽然不能投票，但是他们支持特朗普的热情可能更高，不仅在美国积极参与特朗普的助选活动，还通过网络持续向中国介绍特朗普的实际情况和政策主张，他们的举动甚至让知乎这个中国网站引起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因而，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同为新移民的亚裔乃至还在等待入籍的旅美中国人会强烈支持特朗普的“反非法移民”主张？
亚裔新移民与非法移民的利益冲突要大于本地白人与非法移民的利益冲突。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包容、关照非法移民的同时，却在合法移民入籍通道上越收越紧。在移民问题上，共和党的立场是“选择国家需要的人才”（能缴纳较多税款、具有一技之长）。2008年以来，共和党议员曾经数次提出“为高技术人才提供便捷入籍通道法案”，但是都被奥巴马或民主党议员以“一揽子解决移民入籍问题”为由予以否决。即使毕业于美国大学，在美国缴纳了很多税费，有与美国公司签订的长期雇佣合同，也必须参加三年一次的H1B工作签证抽签，抽不中就会失去工作并且必须离开美国。即使抽中了，H1B签证也最多只签发两次，超过六年没有拿到绿卡还是要离开美国。
对待非法移民，无论是哪个族裔，执法都比较宽松；对待合法移民，执法则要严格得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关键在于其背后不同的“人权/主权”逻辑。面对合法移民时，移民执法秉承的是“主权”逻辑或者说法律的逻辑，即是否容许移民居留乃至入籍由本国法律决定。法律规定可能有不合理之处，现实中也可能有特殊情况，但法律就是法律(Law Is Law)，必须严格执行。面对非法移民时，移民执法秉承的则是“人权”的逻辑，即是否容许移民居留乃至入籍取决于申请人的“人权”状况，如果移民执法可能损害他的“人权”，那么可以或者说应当不执法。
2023年6月29日，联邦最高法院正式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平权行动”招生计划违反了美国宪法，并宣布全美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必须停止在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